Month: May 2020

看到教授们讨论，某个同事换好了工作准备去美国，然而签证办不下来，这边都已经辞职了。 「天……那真是惨……要重新上 market 了？」 「她去的那个学校，算是 downgrade 了……」 Luisa T Schneider 在塞拉利昂做田野考察时，被部门主管性侵。在谈论性侵如何改变了她的研究项目和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压力时，她把对所谓「完美学术路线」（a perfect academic）的憧憬，看作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 这种憧憬确实在学术圈很经常见到。一些从本科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在各个名校间「本-硕-博-讲师-教授」把学术路线走的非常漂亮的人，常常被人当模范提起，语气里带着由衷的赞美和羡慕。但这种语调和在职场中谈论「成功人士」，也没太大不同。这样的「成功」涉及很多先天或后天的因素：出身环境、生活压力、语言、天赋、自己的努力程度……某种意义上，没有在人生中因某些情绪而迷茫，从而干扰到自己的状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总之没能做到的人也都能看到差距，然后自己平衡一下心态，继续往那个方向接近。 我对这种学术成功不感冒的原因很简单：距离太远了。隔了十几年换了个领域进学术圈，根本就没期望过在这个领域里会有什么竞争力，基本上是抱着大不了读完了去开卡车的。虽然还是会在这个领域里挣扎地考虑 career，但 career 本身并不是目的或者需要关注的重点，而是……好吧，那篇 《我为什么读人类学》的 blog 已经拖了一年多没写了。 总之对 a perfect academic 这种成功学，我目前还是抱着一种旁观者清的心态。而且，这些对失去稳定教职感到恐慌的人，当被什么东西，譬如香港的运动，影响到他们的稳定时，似乎也是那些会因此而愤怒，乃至因此来确定自己立场的人。 Schneider, L. T. (2020). Sexual violence during research: How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fieldwork and the right to risk collide with academic bureaucracy and expectatio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0308275X20917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