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feminism

  • 《出走的决心》

    《出走的决心》，8/10 看片一向不及时的我，最近才终于看了《出走的决心》。两周前的大年夜，电影的原型，苏敏阿姨官宣离婚。我原以为，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电影会看得更心旷神怡一些。但，仍然看的很憋气。尤其是一些家务的场景，联想到之前《好东西》里，被大家盛赞的那段，妈妈家务劳动时的各种音效。对比之下，是不一样的感受。 电影最触动我的一个镜头，是阿姨刚买了户外帐篷，在屋里支起来的时候。作为住过上千次帐篷的人，也很多次在屋里给别人搭起，当作有趣的行为或景致。然而，看到电影里的画面，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场景，在意象上，可以成为「一间只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 憋气的场景看多了（这里感谢姜武的爹味演绎^^），以至于会觉得，这算不算是电影不足的地方？——电影把生活环境描写得过于极端了，很多典型的生活困境，和典型的油腻男气息，都集中在一起。在我的想象里，这会让一些观影的人，因为自己并没有这么惨，而为自己找一些不出走的理由？譬如，很多家里老公会做饭，会给老婆打伞，多数家庭至少言语和睦，偶尔也能一起出去旅行，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当然也不止是老公，女人也很多……于是，人们把电影和自己的现实一对比，哦，原来我没有那么惨，所以我没有出走，也是 ok 的。 但是，当我和别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发现对方的回应是：她老公已经算不错了，没有酗酒、家暴、吸毒、赌博、传销、网贷……虽然我觉得对方大概也是在开玩笑嘲讽，但每个人的认知底线也确实不同吧。我确实不擅长去想象别人的边界感。 现实中，我也会给身边困住庸碌生活中的人，家人、朋友、爱人，提供安慰，或者带他们玩各种有趣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做牛做马；但是这些行为，会不会也为他们的各种意义上的「不出走」，加了一把力呢？我不知道。回想起来，很多次我带他们体验有趣事物的时候，真的在以一种希冀的目光看着他们, 希望他们突然说出, 不, 这样不够, 我还要更嗨。 然而并没有。 然后我发现就这么看电影时把自己看哭了。然后开始反思，我确实容易陷入这种「沉默的羔羊」式的自我感动，从起初想要不顾一切带着羊离开，到后来淡然着，看着羊们一次次地，偶尔露出些不清晰的对离开的憧憬，但很快又缩回去。——也可以理解成，被无形的文化之手抓了回去。而我对自己的淡然状态，是否应该又罪恶感呢？是否只是在享受廉价的自我感动呢？仍然不清楚。

  • 机场

    看到 Richard Russell 在西雅图机场偷着开飞机上天的事件，也被一些女性讨论者，总结成「男蛆偷飞机造成森林大火，被男蛆叫好」，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群体的违和感是什么了。 这些人，在「循规蹈矩」这一方面，其实是被加强了的。无论是在通过参政议政实现女性地位提升，还是在女性群体抱团的过程中，其实都在强化着「要在其它方面循规蹈矩，融入群体，才能用群体的力量去改变」这样的认知。于是，从对性别权利的反思，导向对其它权力结构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过程其实未必存在。而是相反地：我已经努力地在这个框架里，混的很好了，如果性别权益能够提升，就更好了。 我并不想用「激进主义」这样的人群标签，而且说话的人，之前这方面的印象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一次才让我印象深刻。但我确实看着一些人，在这个抱团的过程中，言辞渐渐极端化。不知这个过程，是否像兄弟会一样：你也要说出类似的言语，才能融入这个群体，并以此再吸引他人。 而「粉红女权」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其实也能说通了。以及一些以讨论求职升职为主要氛围的性别社区……当然，这些存在仍然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共情的。在已经很艰难的状况下，首先能做的是努力向上爬，这有什么不对吗？我也在反思，是不是「已经在框架中享有 privilege 的男性，才有去挣脱这个框架的 privilege」？但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是又突然寂寥起来。就像那个最终开着飞机想去看鲸鱼的人，每天对着这片机场时的寂寥。这不是《末路狂花》，而是某种相反的东西。

  • 关于哈佛的人类学性骚扰案

    关于哈佛三女生 Margaret Czerwienski, Lilia Kilburn, Amulya Mandava 起诉人类学大佬 John Comaroff 性骚扰的事件，刚刚读了三女生的诉状，——给我的感觉，和之前看媒体报道时，是不一样的。奇怪的是，诉状中提到的一些 Comaroff 的行为，远比媒体偏重报道的那些，更能给我当事人是在性骚扰的印象。 媒体报道中，关于性骚扰具体行为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下面两点。对我来说，单纯这两点，并不能给我确切的性骚扰的印象。 但在诉状中，还提到了 Comaroff 的其它行为。对我来说，这些比上面两条，可以更清晰地做出性骚扰的判定： 其它更多的（譬如在办公室里和妹子说自己多年阳痿…）就不列举了。但这些相对很少在媒体报道中出现。所以，我开始困惑，是不是我自己和媒体公众之间，关注点和思路都相差过大，以至于连界定性骚扰的标准都不一样了？ 朋友说，是因为 Comaroff 的律师能力很强，诱使媒体和公众，把关注点放在那些更模糊更没有说服力的事件上。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我还是有些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