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领地的禁酒区

在澳大利亚,是可以轻微酒后开车的。除非是学车前几年的过渡期驾照,多数正式驾照的持有者,遇到警察查酒驾时,允许血液中有轻微的酒精含量:BAC(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0.05,每 100ml 血液中不超过 0.05g 酒精。这个浓度到底代表着能喝多少酒,因人而异,对多数人来说,一罐啤酒或者一个 shot 的威士忌,问题不大。

但这不意味着,司机可以一遍开车一遍喝酒,——这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州,都是违法的。

那么,坐在车里的其它乘客,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能不能喝酒呢?不同的州,规定是不一样的。在 NSW、VIC、SA,其它乘客可以在车里喝酒,在 ACT、QLD、WA、TAS 则不可以。有时这个规定会执行的更严格一些,哪怕车熄火停在路边,司机在旁边喝的大醉,车钥匙在自己口袋里,这是警察可能会判定你仍然有控制车辆的能力,从而导致酒驾的可能,于是也是违法的。


在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很多土著聚集区,是严格的禁酒区,一切酒类禁止在禁酒区范围内饮用、买卖、甚至携带。如果开车经过这些区域,车里甚至不能有已经开过瓶的酒,全新没开过的才可以。

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个规定,一直以为,是在尊重当地土著的文化禁忌,就像穆斯林禁酒区那样。然而最近才发现,并不是如此——

前些年在土著区的一些罪案,让政客们觉得土著应该被管管了……然后把土著区的政策,渐渐从自治转向干预。通过调整对土著居民福利补贴的发放方式,迫使当地人搬迁、限制补贴能够购买物资的种类、布署更多警力、禁酒、禁黄片……

北领地的土著区(蓝色部分)的边界,就像非洲那些国境线一样,横平竖直,充满了殖民主义色彩。公路在荒漠上蜿蜒经过,路上完全是荒无人烟的景象,但每一次越过土著和非土著区的虚拟边界时,都会看到路边立着巨大的警示牌。有时候公路连续经过几片区域的边角,这种牌子就会出现的特别频繁。荒野中突然看到提示,您已进入禁酒区,继续开两公里,您已出禁酒区,一公里后又进入禁酒区……很荒谬的感觉。

可以看到警示牌上,2007 年开始的禁酒法令,以及更早的,1995 年的禁黄片法令。

想象一下,生活在当地的人,时刻看到自己周围这些限制时的感受。而且似乎犯罪率也没有因为这些措施而下降。甚至,随着警力上升,很多如果发生在白人身上,可能会轻轻放过的罪行,在土著身上就会更严格地执行。譬如逾期未缴开车违章罚金(面对同样的高额罚金,土著确实更无力支付)。澳大利亚的土著生存,一直是个很大的话题。一些基于族群层面上的公平、公正的理念,甚至是和现代社会观念有冲突的。譬如澳大利亚土著的入狱率,是高于美国的黑人的,尤其在西澳和北领地。虽然按照「现代人」的说法,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入狱率高是正常的;但是,像这种在一个国家内,某个族群的入狱率与大众相差很多的情况,都可以算是「过度囚禁」(hyper-incarceration)。

稳定感 – 1

最近大半年,从示威到疫情,很多人的戾气在于,他们好不容易获得并维持着的,以为理所当然会一直存在下去的,稳定而幸福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然而,追求稳定生活,和追求幸福一样,都不一定真的是人生终极目标,或者是必须的要素啊。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讲,对这些的热衷,只是各种潜在的文化影响,在某个时期某个人群中,打下的烙印;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追求有什么不对;而是说,也可能存在着另一种态度,并不把稳定,当作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用这种态度,去看待事情,思路和情绪会完全不同。是的,像我这种习惯了把 changing 当成常态的人,很多事都不能叫做事儿了。很多人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我听起来完全没什么共鸣。

这种视角确实有好处。当「稳定与否」和「判断是非」这两种本来是处于不同维度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是非的判断也就自然少一些干扰。譬如「示威者干扰了我的平静生活」并不能成为我反对他们的理由。当我根据各国关于疫情不时冒出来的最新政策,每天都要重新考虑三四遍下周的行程时,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想过因此去评判各国的隔离政策。那些国内外关于不同隔离政策的吵闹,似乎与我无关(虽然我也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一群人),而仅仅是把这当成一种闯关游戏,不停地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计划。想起前几年有个基于凡尔纳小说改编的,叫做《80 days》的游戏,根据各种奇怪的突发事件调整并完成环球旅程。此刻这个游戏给我的带入感,似乎比《瘟疫公司》更真实。

当然,影响这些的也未必是视角,也可能仅仅是利益。我并没有为了稳定而去投资什么,所以当稳定受到威胁时,也就没什么切肤之痛。最近才发现周围的很多人,关于疫情最担心的,居然都是停工导致经济衰退后,会不会被辞职然后还不起房贷。——我明白这才是常态,但我确实很久没听到过这种调子了。在很多人眼中,changing 是需要稳定生活以及财富自由为基础才能追寻的东西,因此似乎变成了比稳定要高一档的,可以拿来炫的东西。其实这仍然是基于稳定的思路,并不一定是这样啊。

然而我也有怨念。最近的异常状态下,整个社会又塌缩回社区依赖的模式,而人们在疫情压力下,渐渐觉得这种对社区和身边人的依赖,才是正确的,甚至是温情的。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具体事例就不说了。

还存在着另一种对稳定的依赖:凡事一定要有个答案;或者面对喧嚣的状况,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场,再依此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最近每当出现新的针对疫情的政策,我都要重新考虑一遍自己的行程和各种决策。有时明明直到第二天还会有新状况,这些思考最终都变成无用功,然而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去焦虑。这个要反省一下。


我把很多人的情绪都归结于对稳定感的维护,或许当事人本身并不会同意这一点。没关系,我也只是在很不严谨地描述自己的某种感觉。其实我感觉到的,比描述出来的,还要微妙的多。尤其是在国内,每个人的岁月静好,都是建立在没有被厄运以及强权机器碾到的侥幸之上(当然你也可以反驳其它国家都一样),而人们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在这种心态下建立起来的,对已有生活的维护,其思路也就越发的奇怪。最近每次回国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人对待事情的逻辑,和自己越来越远。一时还描述不清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离的太近了,不知道用什么情绪去面对。


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平静生活的冲击,和恐怖主义很像。Ghassan Hage 分析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袭击。有那么多规模和效率远超过恐怖主义的暴力,但为什么只有恐怖主义受到一边倒的谴责?因为自杀袭击没有尊重以色列,以及大多数人,划出来的那条线:军队负责暴力统治,而民众则享受军队的成果。——这样的线,真的理所当然存在么?

Hage, G. (2003). “Comes a time we are all enthusiasm”: Understanding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in times of exighophobia. Public Culture, 15(1), 6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