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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煽情罪

    60 多岁的 L 先生，在维园举着手机，显示白色蜡烛的照片，被大批警察包围、搜身，警告其涉嫌「煽动他人情绪」。 之前一些「煽动罪」的案例，还属于在街上喊口号、勿忘时代革命、或者坚持在媒体和网络上以笔做刀枪的范畴。——这类活动在高压下渐渐消失后，「煽动」的罪名，似乎渐渐被拓展到，一些更细微的，p2p 之间的领域。 这就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味道了。 我们的情绪，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呢？如今早就没有公开的活动了，大家只是在某些时刻，走在那里。或许有一些隐晦的衣着标识，或许什么都没有。目光交汇，甚至不需要交汇，仅仅是知道你也在这里，我的心就因此而触动。在这种细微的，如水一样的共鸣中，我们的情绪互相「煽动」，一起酝酿。 而此刻「法律」，授予执法者的权力，也让他们脱离了实证，一起沉浸到这些细微共鸣中。作为人类，他们也有感知这些共鸣的能力，却把这些能力用来捕捉、判定：我们的哪些行为，是在彼此煽动？ 喊口号，是煽动情绪，点蜡烛，是煽动情绪，一起走路，是煽动情绪，目光交汇，是煽动情绪，感知同类的存在，是煽动情绪。 从他们的视角，确实是希望，我们这种心思的存在，即是「有罪」的。于是，所谓法律，在这些从实证到心证，从表象到本质，从公共行为到个人内心的边界交错中，成为了新时代的猎巫。

  • 关于禁枪

    每次枪击案发生后，都会有是否应该禁枪的讨论。讨论的视角和论点，每次也都是差不多的。作为关注文化规训的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大家关于禁枪的讨论，往往忽略了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性。很多人讨论时的默认逻辑，都是说当前社会的「现状」下，枪支如何造成了危险。然而，并不是说你此刻很幸福，枪支给你此刻造成了危险，就应该因此禁枪的。就像老外说疫情时的上海： 平时很幸福，感觉没有受到什么约束，甚至感觉自己参与了社会规则的建设和运作；然而当疫情来临，某些操作碾到你的时候…… 二是文化影响。可以持枪或着禁止持枪的环境，长期会给环境中的每个人，带来怎样的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你是否会因此而（被迫）更依赖政府？或者更习惯有事自己解决？其实，能够打到美国高院的判例，绝大多数并不是对某件事直接表态，是否支持？是否应该？而是很大程度上，关于「个人权、州权、联邦政府权」这三者之间的取舍和平衡。 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当接纳其它地区的难民，会给你的幸福生活带来治安问题时，你首先想到的： 是呼吁政府增强警力，一段痛苦期后，达到新一轮的治安投入与效果的平衡？ 还是干脆让政府把这些人拒之门外？ 还是说，没关系，那些坏蛋到时我用枪崩掉就可以了？ 以及，之前每一次灾害：地震、飞机失事……的时候，都有人批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渲染每一个遇难者的背景故事，以此打动观众，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行为。遇难者有关心他的亲人、重要的人生成就、家庭责任、美好未来……和遇难者恰好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坏蛋，对于灾害的严重程度、问责、解决方案，有什么区别么？ 以及，因为心智「不健全」的人可能用枪杀人，就因此而禁枪，这同样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逃避。如果指责政府or社会，让这样的人拿到枪，是一种失职；那么让这样的人出现，让这样的人想通过杀别人而发泄，同样是一种社会的失职。社会让人们有了杀人的念头，因此不能让人们持枪，这和新疆家家锁菜刀，有什么区别呢？某种意义上，民众持枪，不仅对政府是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提醒它们，如果做不好会有什么后果；对社会中的民众，同样是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提醒他们，要如何看待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