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品质

Jackie Kiewa 分析昆士兰传统攀岩者群体。攀岩被描述为逃避现代世界诸多弊病的方式:现代社会的高度可预测性、消费主义、以及以牺牲个人自由和自发性为代价造就的安全感。为了逃避这些而攀登的人,为了保持对这些的抵抗,就要执着于与这些社会特征相反的攀岩方式。他们坚持拥抱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强调传统攀岩和运动攀岩的区别。

但不是所有的登山者都乐于不安全,以及各种攀岩方式的边界并不是多么清晰,传统攀岩者也不能完全拒绝玩室内顶绳。当表面差别变得不清晰的时候,对差异化的渴望,使得传统攀岩者从结构化的区分(用技术、攀爬方式、装备来区分攀岩风格)转向对「象征性行为」的强调。传统攀岩者们应具有某种品质:如保持谦逊(即使面对菜鸟),不谈论自己的成就,在户外安静不喧哗,不询问别人等级,长期全情投入……不遵守这些伦理规范的人,可能会被群体排斥,而不再是纯粹的自由选择。

这种「不宽容」不仅仅是攀岩,也是每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社区的特征。现代社会对宽容和多样性的强调,使人们的归属感从整个社会转向多种亚文化,但亚文化群体为了强调排他性和差异性,又导致了不宽容的发生。这种矛盾存在于每个社会,无论社会规模大小,都试图通过道德标准来维持一套预设行为的延续。然后渐渐地维持的力量从道德本身,变成因为害怕惩罚(另一种不安全性)而顺从。

Kiewa, Jackie. 2002. “Traditional Climbing: Metaphor of Resistance or Metanarrative of Oppression?” Leisure Studies 21(2):145–61.

虽然我很怀疑传统攀岩者们,是否真的像 Kiewa 描述的那样。而我要研究,是城市攀岩者们表现出的一些恰恰相反的特征(或许他们已然「顺从」)。但这套框架远不止适用于攀岩。事实上我联想到的,是那种在社交网络上的孤寂感。那种大家讨论的东西虽然正确,但话题和方式越来越同质化,而造成的孤寂感。批判性思维抑郁的地方就在这里,每次在人群中发现某种特征,然后就会想「我可以不必这样」,然后就会孤独。

稳定感 – 3

对稳定的追求就并不一定是人类生来就有,而是在某种体制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文化。这个过程在现在的中国其实相当明显。当外面处处是雷区,而人们对这种状况的形成完全无能为力,触雷后也无法追责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把少数人向外探索的过程中触雷,归咎于探索的行为本身:「活该」、「没事找事」……从而把维持自己努力构造的稳定生活,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缩小探索范围,等着看事情会不会落到头上,从概率上讲,确实是一种更安全的策略。然而这种基于概率的决策「有效性」,和稳定生活的「正确性」,完全是两回事情。而在这种被迫形成稳定感的过程中,积累的对体制环境的怨念、和对不确定感的恐惧,当稳定生活被破坏时,又会一古脑地转移发泄到破坏稳定的人的身上,就显得格外荒谬。

很多事情解释到最后,都会停止于「人类天性就是如此如此」。但在文化论者的眼里,没有多少「天性」真的是天生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种拘束。譬如「人的天性是追求稳定」、「人的天性是趋向安全」、甚至「人天生会恐惧死亡、逃避死亡」……都未必是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我也并不能给出严谨的结论,证明这些属性更偏向于后天形成;但至少这种思路,能够启发我们继续想下去,而不是拘于某些貌似理所当然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某些属性真的是「天性」,譬如「追求繁殖」,而选择了智力作为进化方向的人类,不正是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然后选择对这些属性进行发扬或者抑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天性 aka 动物性」么?

a perfect academic

看到教授们讨论,某个同事换好了工作准备去美国,然而签证办不下来,这边都已经辞职了。

「天……那真是惨……要重新上 market 了?」

「她去的那个学校,算是 downgrade 了……」


Luisa T Schneider 在塞拉利昂做田野考察时,被部门主管性侵。在谈论性侵如何改变了她的研究项目和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压力时,她把对所谓「完美学术路线」(a perfect academic)的憧憬,看作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

这种憧憬确实在学术圈很经常见到。一些从本科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在各个名校间「本-硕-博-讲师-教授」把学术路线走的非常漂亮的人,常常被人当模范提起,语气里带着由衷的赞美和羡慕。但这种语调和在职场中谈论「成功人士」,也没太大不同。这样的「成功」涉及很多先天或后天的因素:出身环境、生活压力、语言、天赋、自己的努力程度……某种意义上,没有在人生中因某些情绪而迷茫,从而干扰到自己的状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总之没能做到的人也都能看到差距,然后自己平衡一下心态,继续往那个方向接近。

我对这种学术成功不感冒的原因很简单:距离太远了。隔了十几年换了个领域进学术圈,根本就没期望过在这个领域里会有什么竞争力,基本上是抱着大不了读完了去开卡车的。虽然还是会在这个领域里挣扎地考虑 career,但 career 本身并不是目的或者需要关注的重点,而是……好吧,那篇 《我为什么读人类学》的 blog 已经拖了一年多没写了。

总之对 a perfect academic 这种成功学,我目前还是抱着一种旁观者清的心态。而且,这些对失去稳定教职感到恐慌的人,当被什么东西,譬如香港的运动,影响到他们的稳定时,似乎也是那些会因此而愤怒,乃至因此来确定自己立场的人。


Schneider, L. T. (2020). Sexual violence during research: How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fieldwork and the right to risk collide with academic bureaucracy and expectatio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0308275X20917272.

稳定感 – 2

推友提到: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在纪录片里说,女人不能当寿司师傅,是因为女性生理期会影响味蕾,从而不能做出品质稳定的寿司。——且不说小野二郎说这话时已经86岁,老年人味蕾退化,和女性生理期波动,到底哪个更剧烈。单单是看到这样的言论,瞬间觉得那些所谓追求稳定品质的顶级料理,变成了一件索然无味的事情。让吃到的风味随着生理期变化而随机波动,不是也很好么?

这种对稳定品质的追求,似乎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后期对机械之美的迷恋。这种迷恋在十九世纪的哲学社会学中,有着很深的影响。卢梭那种人应该像机器一样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论、从各个机械部件的作用延申到专注文化各部件的人类学功能主义,都可以隐约看出其脉络。

稳定感 – 1

最近大半年,从示威到疫情,很多人的戾气在于,他们好不容易获得并维持着的,以为理所当然会一直存在下去的,稳定而幸福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然而,追求稳定生活,和追求幸福一样,都不一定真的是人生终极目标,或者是必须的要素啊。从多元文化的角度讲,对这些的热衷,只是各种潜在的文化影响,在某个时期某个人群中,打下的烙印;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追求有什么不对;而是说,也可能存在着另一种态度,并不把稳定,当作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用这种态度,去看待事情,思路和情绪会完全不同。是的,像我这种习惯了把 changing 当成常态的人,很多事都不能叫做事儿了。很多人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我听起来完全没什么共鸣。

这种视角确实有好处。当「稳定与否」和「判断是非」这两种本来是处于不同维度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是非的判断也就自然少一些干扰。譬如「示威者干扰了我的平静生活」并不能成为我反对他们的理由。当我根据各国关于疫情不时冒出来的最新政策,每天都要重新考虑三四遍下周的行程时,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想过因此去评判各国的隔离政策。那些国内外关于不同隔离政策的吵闹,似乎与我无关(虽然我也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那一群人),而仅仅是把这当成一种闯关游戏,不停地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计划。想起前几年有个基于凡尔纳小说改编的,叫做《80 days》的游戏,根据各种奇怪的突发事件调整并完成环球旅程。此刻这个游戏给我的带入感,似乎比《瘟疫公司》更真实。

当然,影响这些的也未必是视角,也可能仅仅是利益。我并没有为了稳定而去投资什么,所以当稳定受到威胁时,也就没什么切肤之痛。最近才发现周围的很多人,关于疫情最担心的,居然都是停工导致经济衰退后,会不会被辞职然后还不起房贷。——我明白这才是常态,但我确实很久没听到过这种调子了。在很多人眼中,changing 是需要稳定生活以及财富自由为基础才能追寻的东西,因此似乎变成了比稳定要高一档的,可以拿来炫的东西。其实这仍然是基于稳定的思路,并不一定是这样啊。

然而我也有怨念。最近的异常状态下,整个社会又塌缩回社区依赖的模式,而人们在疫情压力下,渐渐觉得这种对社区和身边人的依赖,才是正确的,甚至是温情的。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具体事例就不说了。

还存在着另一种对稳定的依赖:凡事一定要有个答案;或者面对喧嚣的状况,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场,再依此去指导自己的行为。最近每当出现新的针对疫情的政策,我都要重新考虑一遍自己的行程和各种决策。有时明明直到第二天还会有新状况,这些思考最终都变成无用功,然而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去焦虑。这个要反省一下。


我把很多人的情绪都归结于对稳定感的维护,或许当事人本身并不会同意这一点。没关系,我也只是在很不严谨地描述自己的某种感觉。其实我感觉到的,比描述出来的,还要微妙的多。尤其是在国内,每个人的岁月静好,都是建立在没有被厄运以及强权机器碾到的侥幸之上(当然你也可以反驳其它国家都一样),而人们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在这种心态下建立起来的,对已有生活的维护,其思路也就越发的奇怪。最近每次回国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人对待事情的逻辑,和自己越来越远。一时还描述不清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离的太近了,不知道用什么情绪去面对。


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平静生活的冲击,和恐怖主义很像。Ghassan Hage 分析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袭击。有那么多规模和效率远超过恐怖主义的暴力,但为什么只有恐怖主义受到一边倒的谴责?因为自杀袭击没有尊重以色列,以及大多数人,划出来的那条线:军队负责暴力统治,而民众则享受军队的成果。——这样的线,真的理所当然存在么?

Hage, G. (2003). “Comes a time we are all enthusiasm”: Understanding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in times of exighophobia. Public Culture, 15(1), 65–89.

看守所

蹲看守所的友人收到了我的明信片。顺便得知了一些里面的情况,譬如明面上是不能往看守所里送书的,可以找关系带进去,1000块一本,然而会有审查,之前的一本福柯就没让送进去……听到这里哑然失笑,想起当年险些被拘留15天,虽然在最后一刻塞钱把自己捞出去了,然而当时已经做好了被关15天的准备,让人帮忙把我书桌上的列维施特劳斯带来……
然而这样的经历只是猎奇。前两天在故事FM里,听到有人讲在美国被关了17天的经历,仍然只是猎奇。而且讲述者属于屡次超速吊销驾照却还偷着开车又超速被抓的土鳖,这样的人也讲不出多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短期拘留,和在狱中待上几年的刑期,完全是两个概念。之前我曾把入狱描述为「除了身体伤痛外,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遭遇」。事实上到现在,所有关于友人的讨论,都尽量维持一种相对轻松的语气,避免去直面这件事的严重影响。
看了几段友人写给家人的信,描写狱中日常生活,和周围的狱友的社交,态度上是坚强而乐观的。这样的状态已经很好了,然而并不是那种我期待的,能够最合适地面对牢狱生活的心理状态。这些对生活和社交的描述,感觉是为了「需要有一种状态」而进行的对寻找状态的尝试。无论是培养爱好转移注意力,还是通过谈话寻求外在支持,都只是为了把这样的日子过下去,而听取的各种对策,抓药而已,并不是真正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担心这样下去,会陷入另一种模式的被洗脑。监狱中的孤单和被约束,其实日常社会中多少也能感受的到,只是程度差了很多。如果日常生活中经过思考,觉得这些对策并不是自己真正应该采取的态度,那么换了个环境,应该也一样。
这样的批评,显然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关于长期监禁的各方面影响,我们所有人都还没形成完整的概念。我也有想象,如果是我入狱十年,会是怎样的生活?之前算了算人生中那些无效率的,或者因为缺乏攻略而耽搁掉的时光,累计至少也有五六年了,也只能哀叹着接受。所以在接受沉没成本向前看这方面,感觉自己还是有经验的……而另一方面,那些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事,能否在这段时间内想清楚?相关的知识贮备,自己已经有个大概的框架,只是还没时间静下来深入思考。所以即使在狱中看不到书,能否通过自己的推演,把整个思想体系填充起来?(总感觉会陷入民科的路子……

社交网络

田野考察时,每个team里有2~3名澳洲的人类学学生,和4名印尼本地的,辅助翻译的大学生。他们来自同一所大学(Yogyakarta,大城市),基本都是大学三年级,architect 或者 product design 专业,这次出来基本是和专业无关的社会实践类活动,所以主要还是陪着我们玩人类学考察。我猜他们是进行过某种选拔的,似乎都是平时在校踊跃参加社会活动的类型。虽然见识和思维深度还有限,但工作能力和热情都很不错。艰苦环境下,据说其它team的几个澳洲学生犯了公主病,相比之下印尼学生的适应力要好很多。其中一个妹子的家乡就是在这个岛上,除了印尼语外,还懂当地方言,对考察起了很大帮助。而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所持的人类学方法和观念,也让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的存在,虽然总结出来的都是些「祖辈生存的地方,要纪念要珍惜」之类的初级观念,但毕竟能在他们身上观察到某种微妙的改变。
后来发现印尼妹子们在 Instagram 上都有庞大的粉丝,900~1500不等。其实也就是一些普通的美颜生活照,大概是当作某种社交方式在用吧。和她们说我只有两位数粉,然后彼此嘲笑一番。然而,尽管能够看出,她们确实有把这次田野考察当作一种有趣的体验,也确实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但她们的 Instagram 上,却从来没有贴过这方面的照片。我问她们,她们说要等回去把照片处理了再贴,但直到现在,贴出来的也只是一些考察途中路过某些景点的留影照。
我其实不是太能理解这种现象了。我知道她们在「发掘身边有趣事物」的能力上远远不足,但这已经不是能力或者好奇心是否强盛的问题了。Social network 对她们而言,似乎从功能上就仅仅是「贴形象」而非「贴经历」或者「贴体验」。——暂时不想继续分析下去了。关于身边那些格格不入的文化,我有一整套复杂的槽要吐,稍微举点例子都能拔萝卜带出泥。等整个槽成熟之前,还是先累积现象吧。

Master Go

所以关于围棋彻底输给AI这件事,我感伤的点在哪里呢?
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相对于「围棋爱好者」的身份,我也毫无疑问更贴近于「科学教徒/程序猿」。在AlphaGo的对局中,也出现了很多人类千年以来未曾想到的下棋思路,通过分析这些思路,就像很多文章总结的,人类和AI一起迎来围棋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的问题在于,这些新的,更牛逼的招数,各种数据搜集深度学习的算法,和人类的思路渐渐是两回事了。没有人,也没有一台计算机(未来或许有),能够用一名棋手能够理解的方式,讲述它为什么选择这样落子。虽然AlphaGo的算法也是由人类设计,但是,就好像面对奥数题,先用微积分得出答案,再根据答案揣度出一个小学生能理解的思路,又或者通过证明费马大定理和谷山志村猜想等价来证明前者(这个例子我似乎不应该这么用…)一样,在这里,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想要欣赏到的,解决问题时迸出的思维火花,让位给另一种更有效的思维方式。
我们日常生活里,能够通过正常人类的理性思维,分析抉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那些我们思考着的,往往让位给资本,让位给专制甚至民主,让位给不成熟的感情(好吧这些是吐槽),让位给大数据,让位给学习算法……当然「让位」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它们确实更有效,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引以为荣引以为乐的思维体操,似乎渐渐地变成第二等的东西。无疑AI可以帮助我们释放自己,去更多的领域发展,但如果新的领域里更有效的仍然是AI,如果最终我们周围的事物99%都是由AI的逻辑决定,只剩下一些艺术神马的让人类互相自慰的东西,即使这一切都还在人类掌控之中,那时会是种怎样的寂寞?
嗯,就yy到这里。其实我也不确定围棋所代表的「正常人类思维」究竟指什么,以及是不是其实放弃了也无所谓。但这种把什么都能写成寂寞的感觉真好玩。
20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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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德里,和几个印度人聊天,对方也是天天泡网络的现代同龄白领,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娱乐宗教什么都能聊起来,而且确实没什么种族信仰之间的隔阂,聊的很开心。
后来我问他们:「你们平时棋牌娱乐是什么?」
「就是国际象棋。」
「哦……」
「国际象棋是印度发明的哟!」
「好吧。(确实如此)」
「中国呢?」
「(装逼)听说过围棋么?」
「没。」
给他们看图片。
「黑白棋?」
「不是……」介绍规则,「AlphaGo你们总该听过吧?应该是半年前的特大新闻了,人工智能blahblah……」
「没有哦。」
「好吧……」
所以也不用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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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推荐安安猪的《波士顿围棋故事》六篇,讲述在波士顿下围棋的老外们,很好玩。

精神病患者

写不出东西。然后看到最近热门的精神病患者暴力伤人话题。

在精神卫生中心实习的几个回忆

关于控制精神病患者,其实和「中国怎么看不到残疾人?」「有,只是没法上街……」是一样的道理。觉得最终发展成暴力倾向的人不应该这么多,很多人只是起初有个苗头但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被社会整体疏远,然后一点点发展恶化的。这就和贫富差距问题一样,以为事不关己,躲开就行,但终归会渐渐蔓延过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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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远房小舅舅,大概是外婆的表姨的孙子,只大我两岁,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小学时寒暑假经常住到他家,算是亲戚里少有的童年玩伴。小舅舅瘦弱、文静、有点唯唯诺诺,开玩笑时被我打两下也不愿还手,但既然能玩到一起去,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也算是有些机灵气的。后来中学忙着读书,就渐渐没怎么往来,后来他大学去了外语学院,在城里也算不错。后来我大学就去了外地,后来听说小舅好像因病停学了,后来听说休学了,觉得可能是身体瘦弱也就没太在意。再后来,听说住进了精神病院。
当时很吃惊。妈妈已经去探望过了,说状况时好时坏,各种唏嘘可怜。那时我已经工作了,对家乡的亲戚们,就像对周围那些没共同语言的人,已经不习惯表露出太强烈真实的感情。于是压着心里的不舒服,等到下一个假期,赶回家,让妈妈带我去探望。
具体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公交车坐了很远。偏僻处几排平房,还算整洁。我们和他父亲一起,只能进到接待处。他的身子,尤其是脸,整个虚胖了起来。他见到我,脸上露出些欣喜,却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偶尔互相亲切地看看,带上笑容。然后看着旁边长辈们聊着家长里短在安排生活。渐渐地他窝下头,又开始低声嘟囔着自言自语,不时对长辈谈天时冒出的「生病」字眼表示反感,长辈也总是敷衍着、或者诚恳地安慰两句「没病,没病」。后来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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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平 《精神病院》

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样子,不知道他的精神病是怎么形成的,会不会有类似日系校园影片之类的起因,或者就是长年学习压力憋屈才这个样子。但我能够想象,他的家庭环境,即使亲人都对他很好,但那种关心并不能排解他积累的抑郁。看着童年玩伴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确实有这样的冲动:带他出去散心,几个月,吃肉夹馍,看草原、雪山,心胸开阔。我认真盘算过这样做的可行性,也套过口风,获得家长们理解的概率不超过两成,缺乏资金,没有在他们面前表现的更强势的资本,这样做对他的好处我倒是有近五成的自信,但我也不知道这样会把自己的生活放弃到什么地步。
于是,也就是想想而已。
我甚至没有再去探望过,就像其它渐渐疏远的亲戚朋友。我和自己说这样一两次的探望什么也不会影响。我确实又一次因为面对想做的事无力而感到悲哀,对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反复自嘲,却也没有因此立志要捞几桶金什么的。——面对这种要付出自己全部气质的改变,即使是「救一人即救世界」的情操,最终也撬之不动。也许真的要等到父母这种亲密级别的不幸发生,才会因责任感所迫吧。
过几天问问小舅最近怎么样了,应该还没有更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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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想,如果童年时就有微博微信facebook,想必我也是愿意在上面和他保持联系,看着彼此一起成长的吧。不像现在,大学以前的联系几乎断个精光,即使遇到,觉得已经不是一样的人,也就没兴致再去加什么群了。

当我跑完步,我谈些什么 – 4

dear m,
「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至少不会因为在跑步而想,或者说不再因为跑步时进入某种精神状态,受其影响开始想事情。我也不确定是因为对跑步的状态麻木,还是最近本来就不能在任何时间去想。
但我确实怀念那些跑high了然后想high了的体验,所以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还是推荐先去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