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ocks, no icecream

最初的话题是前两天在网上取笑某种阴谋论:石头其实是软的,只有你摸它的时候,才会绷紧了让你以为是硬的。然后五块石头同学就被at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开始飙车:什么啊弄得人家又是软又是硬的(捂脸……

然后今天逛 Tidbinbilla 自然保护区的时候,在角落里看到一张废弃的宣传画:No rocks, no icecream!口号和画面都莫名诡异,看着更像是情欲系了,继续围绕石头软啊硬啊之类的话题飙车,还能从冰淇淋联想到硬了之后的某种液体……

然而这句话,放在自然保护区里,是什么意思呢?

查了一下,出处居然是 1981 年,美国亚利桑那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者 Wesley Pierce 的一篇名为 no rocks, no ice cream 的论文。

Peirce, H.W., 1981, Things geologic: No rocks, no ice cream. Fieldnotes [Arizona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Technology], v. 11, no. 2, p. 6-7.

原文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看其他人的 review,大概是讲述冰淇淋的生产过程中,和岩石的各种关系。虽然冰淇淋只是用牛奶做的,但盖牛棚需要混凝土,养牛需要钻井抽水,冰淇淋冷却需要矿石中提取的化学材料,以及环节中涉及的金属乃至塑料(?)设备,都需要从矿石中冶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各种岩石和矿藏而存在。

好吧,这个思路虽然牵强了点,但确实有趣。而且这个宣传单的画风超级赞。但是,在保护区角落里这样玩梗,也太硬核了吧?我连 paper 的原文都找不到了…… Tidbinbilla 保护区开车兜一圈大概15km,能看到袋鼠(大多是 wallaby)、考拉、鸭嘴兽(很难见)、以及各种小兽和鸟类。围栏上贴着告示,让人们不要骚扰路上的毒蛇。园内装饰充满着朋克气息……

记梦录 2020-7-13

前面这段和做梦没有关系:我今天在自然保护区被 bandicoot(中文叫袋狸?)咬了。可能是烤肉后身上味道太重,用面包渣喂袋狸的时候,对方吃完我手心的面包,突然狠狠一口咬住我的食指上,甩了两下居然甩不动,只好等它过了几秒慢慢松口。食指被咬到出血,用冷水冲了一阵子也就止血了。后来去保护站要了片止血贴(bandicott 是 bandaid 的托儿么?),大家狂笑了一阵子也就算了,没人提疫苗的事。话说我是他们知道的第一个被 bandicoot 咬的人,如果发生什么变异,要记得反馈。


就是这个东西。看着像老鼠,但在物种分类上相隔甚远。鼠类是真兽下纲啮齿目,Bandicoot 是后兽下纲袋狸目。除了都算是哺乳动物外,应该没什么亲戚关系了。就像袋鼠也完全不是鼠类……

从保护区回家后睡了三个小时。梦见我似乎变成了福尔摩斯,在几个泳池组成的大房间里,还有一个妹子版的华生。警察们在一个泳池里研究一套有很多格子的机械转轮系统,试图调配出某种解药,时间很紧。我也研究了很久,才把机械系统的原理搞清楚了一点。警察审问罪犯,罪犯笑着说你们来不及找到线索的,然后又说线索在书架上的一本鲜血的羊皮书里。我心里想这肯定是在转移目标耽搁时间,随手抽出那本书,不过是一本古兰经而已。然后我突然想到线索可能在其它没被关注的泳池里,果然发现一个手电筒拖着几条飘带,在池底贴着边转圈。我捞出手电筒,拧开,掉出几个白色乒乓球,犯人的脸色变了,警察连忙把他控制住。这时犯人的哥哥(梦里是一个好人的设定)突然出现,接近我想要灭口,警察来不及阻止。那个人用双掌猛拍我的太阳穴,然后把我的头一拧,我勉力保持清醒地缓缓倒下,女华生哭着奔过来。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之后两边太阳穴就像真的被人砸过一样,头晕晕地,胀疼了好一阵子才清醒。

我一直好奇梦里面那些仿佛在学习新知识、研究未知的机械结构、或者在解谜的场景,是如何生成的?因为很多次醒来之后,回忆梦里的情节,仍然会觉得 surprise,而不是那种清醒时就能够预设出的场景。

记梦录 2020-7-2

梦到自己在柏林,刚在市区逛了没多久,就被人劫持了,塞在一辆小车里,城里到处是人端着大枪和警方对射,不停地有人上下车,后来莫名其妙我就变成驾驶位了,新来的这批人给我印象不错,就开车带他们甩开警方重围,一群人开向郊区,大家开始谈笑风生,后来我说你们还是把我放到地铁站吧,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先去机场离境避避风头吧。下车时大家逐个过来道别,轮到和妹子道别时就醒了……

醒来看一眼手机,继续睡,梦又接上了。地铁站要用港币买票,我环顾四周,找地方换零钱,然后不知怎么就变成坐在5层楼的窗边办公,电话里问几个同学的行程,(本来要去香港的,不知为啥转机来德国了…)突然传来警笛声,我才发现窗外吊着个塑料袋,里面明晃晃地一把自动步枪。整栋楼的用户都惊动了,从每一层的窗子里探头看着我,我只好苦笑装无辜。一个女警官上楼,先拿出棉签要捅我鼻子做病毒测试,说德语似乎也听不懂,正要问她有没有英语服务,就又醒了。

稳定感 – 3

对稳定的追求就并不一定是人类生来就有,而是在某种体制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文化。这个过程在现在的中国其实相当明显。当外面处处是雷区,而人们对这种状况的形成完全无能为力,触雷后也无法追责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把少数人向外探索的过程中触雷,归咎于探索的行为本身:「活该」、「没事找事」……从而把维持自己努力构造的稳定生活,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缩小探索范围,等着看事情会不会落到头上,从概率上讲,确实是一种更安全的策略。然而这种基于概率的决策「有效性」,和稳定生活的「正确性」,完全是两回事情。而在这种被迫形成稳定感的过程中,积累的对体制环境的怨念、和对不确定感的恐惧,当稳定生活被破坏时,又会一古脑地转移发泄到破坏稳定的人的身上,就显得格外荒谬。

很多事情解释到最后,都会停止于「人类天性就是如此如此」。但在文化论者的眼里,没有多少「天性」真的是天生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种拘束。譬如「人的天性是追求稳定」、「人的天性是趋向安全」、甚至「人天生会恐惧死亡、逃避死亡」……都未必是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我也并不能给出严谨的结论,证明这些属性更偏向于后天形成;但至少这种思路,能够启发我们继续想下去,而不是拘于某些貌似理所当然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某些属性真的是「天性」,譬如「追求繁殖」,而选择了智力作为进化方向的人类,不正是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然后选择对这些属性进行发扬或者抑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天性 aka 动物性」么?

天真的程序员?

关于比尔盖茨的全球疫苗计划,指责的声音一直都有。除去那些太脑残的,譬如盖茨想要「净化人类」的阴谋论不提。从学术角度对疫苗计划的运作过程、以及计划本身的批判也有很多,其角度包括:

  • 为了推广疫苗计划,疫苗的有效性是否被夸大,以及副作用被忽视。
  • 疫苗厂商的利益链条。
  • 用贫困国家的人民来试药,从而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完善的疫苗。
  • 以及从更学术的角度分析这种疫苗观背后的「优生劣汰」思路是否合理,是否把白人关于「健康」的观念强加给不同的文化……

其中大部分问题确实存在,是资本主义在项目运作中,展现出的血腥丑恶一面。但要是根据这个认为比尔盖茨在这个过程中有白人至上的统治阴谋,我觉得还是想多了。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相对于其它群体,程序员(我说的不是社畜),是不是对构建一个自我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有着更多的天真和热情?某种意义上,程序员每日接触的算法、架构,是和真实世界脱节的,而通过设计这种架构中而得到的正反馈和成就感,会在性格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也想过,如果我在完全不影响生计的情况下,还有几亿闲钱,会去做什么。很可能我会去雇人设计一个开放式的互联网社交体系,去替代当前这个从 Facebook 到 Wechat 都无比糟糕的社交生态圈。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未必有人会用,但至少要让想用的人,有那么一套完备的方案。过去十几年资本对 Facebook 的追捧,导致互联网由开放转向封闭,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互联网本来可以有另一种不一样的未来,一种更符合程序员对这个世界的期望的未来。对这种未来的完善,因为资本的转向而被中止。很多人「解释」说,这种状况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人类就是愿意像 Facebook 那样,把自己的现实社交方式复刻到互联网上。但我并不能确定,这个过程是真的必然如此,还是只是对偶然性事件的事后解释。我只是觉得自己的这种「天真」,和比尔盖茨的疫苗世界,其实有点像。

a perfect academic

看到教授们讨论,某个同事换好了工作准备去美国,然而签证办不下来,这边都已经辞职了。

「天……那真是惨……要重新上 market 了?」

「她去的那个学校,算是 downgrade 了……」


Luisa T Schneider 在塞拉利昂做田野考察时,被部门主管性侵。在谈论性侵如何改变了她的研究项目和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压力时,她把对所谓「完美学术路线」(a perfect academic)的憧憬,看作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

这种憧憬确实在学术圈很经常见到。一些从本科时就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在各个名校间「本-硕-博-讲师-教授」把学术路线走的非常漂亮的人,常常被人当模范提起,语气里带着由衷的赞美和羡慕。但这种语调和在职场中谈论「成功人士」,也没太大不同。这样的「成功」涉及很多先天或后天的因素:出身环境、生活压力、语言、天赋、自己的努力程度……某种意义上,没有在人生中因某些情绪而迷茫,从而干扰到自己的状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总之没能做到的人也都能看到差距,然后自己平衡一下心态,继续往那个方向接近。

我对这种学术成功不感冒的原因很简单:距离太远了。隔了十几年换了个领域进学术圈,根本就没期望过在这个领域里会有什么竞争力,基本上是抱着大不了读完了去开卡车的。虽然还是会在这个领域里挣扎地考虑 career,但 career 本身并不是目的或者需要关注的重点,而是……好吧,那篇 《我为什么读人类学》的 blog 已经拖了一年多没写了。

总之对 a perfect academic 这种成功学,我目前还是抱着一种旁观者清的心态。而且,这些对失去稳定教职感到恐慌的人,当被什么东西,譬如香港的运动,影响到他们的稳定时,似乎也是那些会因此而愤怒,乃至因此来确定自己立场的人。


Schneider, L. T. (2020). Sexual violence during research: How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fieldwork and the right to risk collide with academic bureaucracy and expectatio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0308275X20917272.

gaze on photography

F:单反,尤其是光学取景器,对拍照的理解,是和微单无反不同的,只有体验过这一步的人,才有资格在单反和微单无反之间做出选择,否则也只是把后者当成更强大的手机罢了。如今要买单反就直接上全画幅啊,尼康 D610 又贵不了几个钱。

Z:怎么个不同理解法?没有意识到。(功能、操作……)

F:我觉得从屏幕取景,比较接近于萨特所说的和眼睛分离的凝视(gaze),更偏向于他者;而取景器,尽管是以一种与拉康所说的主体凝视完全相逆的途径,但仍然能够藉此体验他所描述的从凝视他人转向审视自身……

Z:……

ambient pietism

Anastasia Piliavsky 谈到当代人类学向保守主义的回退,导致的两个后果。

  • 一种是坚持功能主义,将社会分析简化为一套现成的信仰:如相信物质、相信个人内心、相信追求自主……
  • 另一种是对外界思想的虔信(ambient pietism),用自己的道德或政治立场来取代分析。如对女权或殖民的立场判断,——当这些立场被规范成各种理论时,就变成了一种对已有信念的重申。这些理论内置的立场判断阻碍了真正的社会解释。理论上讲,使人们的世界观不再存在差异的,是所谓的「常识」——那些社会机构强加给世界的,关于政治、自我、人性……的常识。

——更高层面的屁股决定脑袋。

The real damage to anthropology, however, is the paradoxical retreat into conservatism, from which the discipline’s founders painstakingly broke: the deployment of one’s own beliefs and values as heuristics for the study of all human lif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retreat are many and I shall mention here only two. The first is the persistence of functionalism, or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analysis to a set of ready-made beliefs, whether beliefs in the primacy of the physical world (materiality) or in the individual’s inner, psychological life (affect) or in the universal pursuit of autonomy (resistance). The second is anthropology’s ambient pietism, or the displacement of analysis with assertions of one’s own moral or political stance. It is all very well to believe in gender equality or the evils of colonialism, but when our own normative position is deployed as fundamental social theory—such as feminist or postcolonial theory—it does little more than reassert the already-held beliefs.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built into it blocks social explanation and generates results that are complacent, conventional, and closed to the discovery of new things. The confusion of advocacy for analysis has mad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allergic to any kind of genuine moral or political difference. If earlier generations saw the comprehension of fundamental moral difference—head hunting, cannibalism, tribal warfare, and the like—as their duty, the new clings increasingly to the familiar close to home. Theoretically, what has displaced different people’s cosmologies are “common sense notions—of polity, self, and essential, shared humanity—that metropolitan actors and institutions foist upon the world” (Scheele and Shryock in press). The result is the growing povert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the retreat of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frontline of social theory.

Piliavsky, Anastasia. 2017. “Disciplinary Memory against Ambient Pietism.”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3):13–17.